难忘三十年前的那场高考

  关键词:高考  1979年春天(进大学的第二年)摄于南京栖霞山,我是后排最中间者(女,左数右数皆为第三)。

  此时我已经32岁了,照片上的其他同学,都是比我小十多岁的——这就是77级和78级的特色:班上最大的和最小的同学,甚至相差十四五岁,各人的阅历与经历也千差万别,但仍然相处得很好,大家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能进高考考场是一种幸福。 也许今天的考生对这话不以为然,但相信我的同代人会有同感。 因为高考这份权利,我是在离开学校12年后才得到的。   1966年高中毕业,临进考场之际,突然平地起风暴,“文化大革命”从天而降,“轰轰烈烈”一阵之后,别无选择地去了广阔天地。 此后,虽也有“推荐上大学”一说,但,那是轮不到我的。

  原以为此梦今生难圆,未料1977年10月,忽然传来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

这时,我已经在泥水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又几经迁徙,书早作废纸八分钱一斤卖掉,而且拖一身病体,怀抱嗷嗷待哺的女儿,可我还是欣喜若狂。

  然而,我连考场都未能进——由于我的诚实:那一年,中央规定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报考年龄放宽到30岁,当时我所在的江苏省却有个土政策:必须1947年7月1日以后出生。

我的生日早了两天,如实填写后,就因这两天之差被拒之门外,不发给我准考证。

  不服的我四处奔走,去“招办”论理,我说:“我不是开什么后门,仅是要求一个参加考试的机会而已!”招办工作人员同情地看着我,说:“谁叫你那么填呢?许多人比你大,谎报了年龄,我们明明知道,也发给准考证了。

唉,你们这代人确实是够苦的,但现在你白纸黑字地写着,虽然只差两天,却是硬杠子,没办法啊!”  1977年岁末,在成千上万人或兴高采烈或忐忑不安迈进关闭了十多年的高考考场时,有一个人站在料峭寒风中远望考场默默流泪,那就是我。 机会再次与我失之交臂,可是,能怪谁呢?  还是不甘心。 因为按那土政策,大部分六六届高中毕业生都要被排除在外了,我相信中央的意图不是这样,于是狂兮兮地决意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 信写好了,可是往哪里寄呢?当时还不知道有国家教委之类的机构,突然想到是邓小平力主恢复高考的,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在信封写上“邓小平收”。   封好信贴上邮票去邮局寄信时,半路上我又折回。 我思忖,邓小平日理万机,信能到他手中吗?后来我终于想出一法:把信寄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周培源先生,托他转交有关部门。

其实我与周先生无亲无故,只因想起了当年鲁迅先生帮助青年学生的故事。   信自然是石沉大海,我重新埋头于花圈——那时我的工作是做送葬用的花圈,上大学的梦再次成为泡影,真以为这花圈要做到最后送自己的时候了。   没想到半年后机会又一次降临,老知青还能再考。 我又一跃而起去为“准考证”奋斗,不过,这次面对的不是土政策,而是单位领导的压制刁难:  “算了吧,孩子都有了,还上什么学?”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别做白日梦了!”  此时,好心规劝也罢,冷嘲热讽也吧,甚至身体不适、功课来不及复习、幼小女儿的哭闹以及若考不上的艰难处境等等,我全然不顾了。 只横下一条心,一定要进考场!当时我唯一的念头是:如果我放弃这盼了多少年的机会,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如果真的考不上,从此认命也!  后来的结果很简单了:我终于迈进了大学的校门,而且高考总分是全校第一(这倒令我有些意外)。 高中毕业12年后,才重新和那些比我小很多的同学一起坐在课堂里,一起站到起跑线上,真不知该为之自豪,还是该为之悲哀?又是三十年过去了,如今回想起来,真正值得庆幸的其实只有一点——我始终没有放弃努力。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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